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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为核心幕僚制定关键产业政策。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任命多名硅谷科技精英进入其核心幕僚团队。其中包括现任总统科技事务助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J. Kratsios）、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特别顾问戴维·萨克斯（David O. Sacks）、白宫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总统科技顾问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等。他们都有在硅谷的长期工作经历，并且大部分与硅谷科技右翼灵魂人物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有共事经历或私交甚好。作为白宫的核心幕僚，他们主导了特朗普政府AI相关产业政策制定和关键议程的推进。其中，克拉齐奥斯和萨克斯是2025年7月颁布的《美国AI行动计划》的署名者。克里希南虽未署名，但也是共同撰写者。他们被认为促成了“星际之门”计划，并作为科技政策代表团的成员，在美国针对中东的“人工智能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进入内阁或在各内阁牵头的政策制定中发挥咨询职能。除了担任核心幕僚以外，部分硅谷科技精英进入内阁，成为核心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中，去年十月履新的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事务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就是代表。赫尔伯格有过在谷歌等科技公司的任职经历。自2023年起，他担任国防科技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首席执行官高级顾问。在组织动员层面，他参与推动连接国会山和硅谷的“山谷论坛（Hilland Valley Forum）”等跨界平台，将科技企业、风投与国会议程放到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形成聚焦中美科技竞争的持续对话与动员机制。出任副国务卿以来，赫尔伯格主导了“硅治下的和平（PaxSilica）”计划，在科技外交方面非常积极。科技右翼参政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是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他曾经领衔“政府效率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硅谷科技右翼在内阁所牵头的政策制定中发挥咨询职能。在《AI行动计划》中，明确要求商务部等内阁在制定政策时，需听取总统科技事务办公室和总统科技顾问的意见。

　　第三，主导与业界相联系的标准制定。2025年6月，商务部正式宣布将下属于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AI安全研究所（AI Safety Institute，聚焦AI风险与安全）更名为美国AI标准与创新中心（Center for AI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CAISI），并调整重点为推动AI标准、测试、合作与创新等工作。这个中心由保罗·克里斯蒂亚诺（Paul Christiano）负责。克里斯蒂亚诺曾经在OpenAI工作，是业内享有盛名的科学家。他在业界的广泛人脉为CAISI牵头制定符合业界需要的标准、和公私部门合作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在《AI行动计划》中，明确建议CAISI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邀请联邦机构和研究界人士参加，分享构建人工智能评估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实践。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对“发展型国家”的构造并非特朗普政府的专属。从奥巴马时期到拜登时期，美国逐渐加速推进这一议程。在拜登时期，美国对发展型国家的构建基本完成了对内、对外两部分政策框架。对内，拜登政府先后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贸易扶持及一系列人才政策，全面强化美国在半导体和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本土制造能力。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领衔推动新兴技术的研发和标准制定，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负责实施技术出口管制。财政部为美国产业补贴进行拨款，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实施金融制裁。财政部领导的跨部门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对与国际利益密切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对外，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产业联盟。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提倡“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激励制造业回到美国近土或盟伴国家。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这些旧有工具的基础上，通过对科技右翼的大胆任用，为美国的“国家能力”赋予了一系列新特征，并预期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美国的目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尖端技术优势来调动资源完成自身经济的“再平衡”，其中的关键是让盟友承担美国经济“再平衡”的成本。因此，在对内政策方面，美国通过“去监管”、联邦层面推进基础设施、数据共享等方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对外政策方面，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以允诺高端芯片出口、关税豁免、将对方纳入以美国为主导承载“民主”价值观的前沿科技体系为条件，要求对方国家对美国加大投资，帮助实现美国依托前沿产业“再工业化”，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按照罗德里克的“三元悖论”（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民主制度不可兼得），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以牺牲民主和对权力的制衡为代价。拜登在2025年1月15日的告别演讲中发出警示，指出一个“科技-工业复合体”正在兴起，技术、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