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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对危险的感知、预判与逃离的故事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从这一天开始到颁布废除所有重要公民权利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只有四个星期零两天。人们的命运在不到两个月后将被决定,只是当时尚未知晓。大量作家和艺术家离开德国,《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辑录了第一股持续到3月中旬的逃亡潮。作者以白描手法记录了众多命悬一线者的故事,从日记、书信、口述史中挖掘梳理,呈现出精英阶层的众多人士在极权到来前的选择。有人看到危险决然出走,有人故土难离犹豫不决,有人看到机会飞黄腾达,还有人沉浸于幻想之中执迷不悟。对这些艺术家、作家、文化官僚的管窥令人看到,历史性时刻个人的渺小、人性的复杂、把握现实的艰难,以及灾难是如何降临的。
自由散漫、更富现代性与个人意识的艺术家嗅觉最为灵敏,率先逃离。维基包姆才思敏捷,对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感受力惊人。她出版于1929年的小说《大饭店》,把阶层和出身的迥异的人聚集在一家上流酒店,以一个个短暂的生命瞬间串联起他们的命运,对在没有道德和方向的社会中挣扎的人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小说大获成功,德国戏院和纽约百老汇争相上演,好莱坞也买下电影版权,派拉蒙跟她签了高薪编剧合同。逗留美国期间,她看到德国报纸上说,纳粹认为她是典型的犹太“沥青作家”,必须尽快禁止她从业,防止其肤浅的煽情小说毁了德意志文化。所谓“沥青文学”,是指不扎根于本土现实、装点路面的文学。1932年,包姆与家人移居美国。
在1933年1月30日举行的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会议上,就有人提议坚决纳粹,但大多数人不屑一顾,认为希特勒的胡闹很快就会结束。在一次讨论该如何让应对希特勒清算的作家集会中,布莱希特认为应该成立一支护卫队,被认为是幻想无法操作。莱昂哈德弗兰克提议聚集起最有名的作家抗议希特勒当总理,响应者寥寥无几,作为无产阶级出身、历经磨难方得成名的作家,他被像布莱希特这样出身资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作家看不起。弗兰克吃惊于这些人的优柔寡断垂头丧气,遭到了布莱希特阴阳怪气的奚落。没有达成共识的打算或计划,无助感迅速蔓延。希特勒上台前四周,布莱希特就和其他人谈到将来可能的流亡,此刻形势更加危险,却没人再提流亡甚至做具体准备。
席林斯约谈珂勒惠支和亨利希,以诱惑或威胁令两人辞职。关于这两人的去留,学院前后有两次会议,成员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类以席林斯、戈特弗里德贝恩为代表,认为他们的签名令鲁斯特部长感到被侮辱,违背了不可获缺的体面,不能为两个人牺牲整个学院。贝恩认为拿津贴就要为部长服务,指责部长行径野蛮是在公然挑衅一个正当、合法的政府,此后政府才开始自保。他甚至激动叱骂某些成员把政治看得比学院利益更重要,具有伟大传统的学院是唯一能令有艺术代表性的作家得以彰显的机构。两人还各有私人原因,席林斯觉得自己没能在音乐上有所成就是因为犹太人主导的音乐界不给他这个雅利安人机会,对新的反犹当权者颇有好感。贝恩生活穷困,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得到官方认可也令他欣喜若狂。
如果说亨利希软弱与过于爱惜羽毛的话,那么贝恩身上则同时呈现出顺从与超拔的悖反特质。他认为希特勒上台开启了历史新阶段,那些更为强大的古老价值重获权力,为大局牺牲自我的意愿取代了个人主义,集体和民族取代了民主制和妥协。每场革命都需要牺牲,自己也不例外,只要能发展出更体面的民族。他把神话、迷醉和非理性视为自古以来艺术中更强大的力量,不屑左翼作家视理性和启蒙为文学最高标准,认为社会公义的争斗令文学沦为庸俗宣传,斗争只证明了天真。贝恩超拔的自我认知被批评家誉为勇敢的先锋人物,坚信历史本质上对进步、道德、希望一无所知,对千百万人的命运毫无怜悯,唯一的法则是活下去。魏玛共和国和它的民主制度导致了社会颓废和崩溃,人民想在纳粹党的统治下重建更严苛秩序是历史必然,自由、多元、法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已经过时。曾经曼氏兄弟都认为他是高超的语言艺术家和冷酷无情看待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但德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伟大老妇人里卡尔达胡赫认为他故作虚无的语气是廉价的姿态,而非清醒入骨的生活态度。如今,他以颠覆一切、无论道德是非的笼统话语,打开了专断大门。
之后,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汉斯普菲茨纳等人在《慕尼黑最新消息》上发表了对托马斯曼的联合抗议声明。基于民族自豪感,他们无法容忍他把瓦格纳描绘成颓废派和世界主义者。托马斯在瓦格纳的音乐中不仅听到了德意志,还听到了“世界的正义,世界性的享受”,这就已经是对”伟大的德意志音乐天才”的贬损。此时,托马斯还在国外演讲,儿子、女儿以及S.菲舍尔出版社的总经理都要他别回来,他都不愿相信,请求慕尼黑市长和一位律师判断局势后,才决定暂留瑞士。到了必须移民的时刻,在妻子和岳父岳母都有犹太血统的情况下,托马斯曼的想法听起来自私又恐怖:如果“德国人在摆脱犹太精神控制”后不是那么危险,如果没有愚蠢到连他这种人也一起赶走,那么他可以理解他们对犹太人的反叛。
一战爆发时,托马斯还是个欢欣鼓舞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战争是最严肃的现实和生命力爆发,和艺术都是对安稳生活的反叛。他和德国许多知识分子都相信战争能满足深层需求,新时代的英雄神话能令颓废的时代获得新生,令德国从外部敌国的束缚和内部精神倦怠中突围解放出来。之后的魏玛共和国,政治混乱、经济衰退,因此许诺结束混乱、令德国重回强大的纳粹和希特勒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不少文化精英都对希特勒报以希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资本崛起,部分阶层经济受损,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被冲击,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弥漫在社会各阶层,被边缘化的知识界亦在其中。德国知识分子长期缺乏参与政治讨论的机会与习惯,因此自18世纪、19世纪的浪漫派运动以来,不断追寻通往内心的精神之路,有着根深蒂固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传统。现代主义艺术所带来的激进文化变革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促使人们转向发掘德意志内部文化基因,民族主义藉由浪漫主义爆发。
在1918年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托马斯把接纳任何外国文化都视为对德意志理想的削弱和贬低,反对像亨利希那样的世界主义者理念(把文化视为外界影响与自身传统交织的网络);拥戴德国“心灵”,反对法国式民主社会。他不同意亨利希对艺术家价值在于同情他人和肩负社会责任的认定,以及用理想改造现实的文学目标,也不满他对感官的迷醉与放纵,反对在虚空中操纵人心的现代艺术。托马斯认为自己是冷静书写德意志心灵的严肃作家,超越政治的“审美者”,即不批判和改变社会,接受生活中各种对立的人,认为一切立场在深邃的现实面前无足轻重,也即“非政治者”。在托马斯看来,“非政治者”更适合引领民众,保留自由与多样性;而专制统治能保证人民的“非政治者“身份,最大程度维持个体独立和自由。这与德国浪漫派对中世纪帝制的赞美一脉相承。而鲜明反对极权主义的亨利希,认为感官自由是人性、政治自由以及文艺复兴的基础,敏锐觉察到托马斯保守道德观念与民族情感之间的联系,也曾提醒过他,让自我隐藏在群体之中,会成为专制的助力。
把握现实已经如此艰难,坚守信念更需承担风险,之下人人自危。在前述席林斯在鲁斯特要求下,令亨利希与珂勒惠支辞职这件事上,只有两名未参加会议的成员表达了异议,就是阿尔方斯帕凯与里卡尔达胡赫。帕凯坚持学院捍卫文学和作家自由的责任,甘愿为此辞职。里卡尔达的看法更触及根本,她认为作家需要一种与国家机构成员身份不相容的、彻底的独立性。里卡尔达貌似是稳重中产,其实倔强好斗,曾与姐夫保持了25年的婚外情,终于结婚后又离婚,也写过感伤小说和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战士的传记,欣赏吓不退的反叛者。她宣布一旦了解到这两个人是怎么被逼走的就立刻退出学院。并不是因为她认为《紧急呼吁!》正确,而是不能放弃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