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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British Council Sec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Cultural Relations Department）。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如何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做出领土承诺：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的关注。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拿破仑的使命就是要为处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心的城邦的次社会提供一个“次统一国家”。而统一国家的作用就是要为受到长期侵扰的社会提供安宁。受到不断变化的革命观念激发的统一国家在名称上就是一种矛盾，用长号来演奏催眠曲。不能够把“法国革命的观念”的作用设想成镇静剂，可以使意大利人、佛兰芒人、莱茵兰人和汉萨同盟者接受它们，从而服从于法兰西帝国缔造者的支配。恰恰相反，拿破仑法兰西革命的影响却带给了这些停滞不前的人们一种激励和震动。这一震动把人们从蛰伏状态中唤醒了，激励着他们起来推翻法兰西帝国，作为新生国家在现代西方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而迈出的第一步。因而拿破仑帝国带着它自己必然失败的普罗米修斯种子，不能为衰落世界发挥统一国家的作用，而这个衰落的世界在早已过去的辉煌时代曾经产生了佛罗伦萨、威尼斯、而鲁日和吕贝克这些杰出的城市。

　　在这里，汤因比以古托今，无非是说，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汤因比借用克劳狄安的诗婉转地赞扬英国建立的“大一统”印度，“她把所有的奴隶都变成了亲属”。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在将印度版图整合一统的同时，也将印度内部有目的地进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介绍，“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这种土邦在英国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马克思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如果我们读一下对英国殖民政府比较亲近的印度独立之父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和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及相关论述，就会发现汤因比并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

　　汤因比知道，造成欧洲的长期内乱主要原因是大陆内部政教的二元对立的结果。自1529年起亨利八世操纵议会先后通过法令摆脱了欧洲的“普世教会”即罗马教廷、建立了国教，而英国国教的建立大大强化了英国的国家意志和凝聚力。1588年，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由此率先崛起为欧洲强国，随后英国又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击垮了荷兰，这为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并称霸世界，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基础。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汤因比第一句话所包含的双重含义：一方面，这个自16世纪英国就摆脱了的普世教会，在英国决不能恢复；另一方面，他又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价值是打败英国以外的“大一统国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不能忘记的“重要的遗产”。然后，他又掉过头来告诉英国的对手国家：

　　现在看来，当年哥伦布将加勒比诸岛误认为印度（India），将那里的先民误认为印度人（Indian），这对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运。不然的话，今天欧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象今日北美那样居于优越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正如曾经侵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替代那里的印度原著民达罗毗荼人并成为当地的优越人种一样。欧洲用“和平主义”消灭印第安人的经验被英国人在南亚和南非如法炮制，有意识放大甘地思想中的消极内容并以此驯服了印度人，他们有意识地放大曼德拉思想中的消极内容并以此驯服了南非人；与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国连同其他欧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方式消灭了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肉体，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驯服了那里人的灵魂。

　　实际上，丘吉尔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说，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还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召开的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美国和苏联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的自决运动，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的结果，是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将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对此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说：“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1974年5月25日，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

　　英国被美国出卖反过来又刺激了它用吹捧的方式对付美国的决心。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挑拨和制造矛盾以消耗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鼓吹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由此导致美国在朝鲜越南与中苏发生冲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从中体悟出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对这种压力“默认”的线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英国，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雷德福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曾以“铁幕演说”震动西方世界的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1949年10月17日，杜鲁门得知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后对艾奇逊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尔的目的，他说：“英国的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 1946 年9 月12 日华莱士在讲话中批评杜鲁门“对俄国强硬”的政策，他说：“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让丘吉尔感到欣喜的是，刚刚上任且踌躇满志的杜鲁门这时已听不进华莱士的逆耳忠言，他于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面对这种变化，英国政府请汤因比再度“出山”。此时年龄已入黄昏的汤因比头脑可一点不昏。他再次继承丘吉尔的遗志，进一步推进英国用“世界主义”高帽捧杀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即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既定策略。在汤因比去世前两年即1972年至1973年间他与日本宗教和文化学人池田大作合作出版对线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他在这部著作中仍没有忘记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战胜国中唯一的被剥夺了霸权地位的国家，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汤因比不会忘记复仇。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中表达了不少宗教意义上的精彩内容，但在这些精彩的内容下掩盖着的却是英国持之以恒的捧杀式消耗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当年美国看到欧洲衰落后的反应一样，看到美国衰落后的英国外交，并没有忘记对美国落井下石。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中意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意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20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20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历一场同样的演变。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采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挠，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 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 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 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像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可我们不要忘记，十几年前，汤因比还在《历史研究》中说“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还在说中国“从秦朝到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 。可现在，汤因比看美国尼克松不接受这些“高帽”后，转身将它扣在中国人的头上，用吹捧当年美国的口气，仍将理由说得振振有词：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弃世界主义和撤出亚洲的政策，英国汤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紧随其后便联手发表对线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这给人一种英日重叙1902年旧情的感觉。不同的只是，1902年他们用“枪杆子”结盟以对付俄国，这一次则是以“笔杆子”结盟，挑拨中美间的“文明的冲突”。他们将中国列为“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将中国儒学被列为未来世界“共同宗教”的蓝本，这样可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未曾体验过的“世界主义”豪情，脱离为中国制定为中国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策，使中国在苏联倒下后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继续争霸，从而将苏、美、中这三个“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复欧洲——当然还有日本——在这个体系中失去的战前利益。另方面，将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等概念联系起来，暗示美国：如果掉以轻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而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

　　偌大的一个苏联，由于路线错了，拥有庞大的国防力量反倒没有安全。那么，戈尔巴乔夫错在哪呢？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那位海尔曼•克利盖的话说就是“把变成关于爱的呓语”；说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把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 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内容近可追溯到汤因比，在运动史上可追溯到海尔曼•克利盖。用这样的意识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与美国比较，英国外交手腕要相对圆熟得多。尼克松之后，汤因比的“笔战”再次达到目的：随苏联解体接踵而至的是美国国内先后出现了“美中冲突”和“文明的冲突”论调。其代表作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等书。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导致的后果有着惊人的一致，顿廷顿 《文明的冲突？》一文几乎就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翻版，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则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如愿以偿的结果。美国人被英国人诱入预设的思维陷阱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抛弃尼克松的智慧，梦游似地再步凯南老路，以“反恐”取代当年的“”，全面铺开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战争”。美国由此迅速衰落。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小布什发起“反恐战争”后，英国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该报告中说，2006年，英国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的“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春江水暖鸭先知”，最能感受到这个“报应的规律”的是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他于2010年12月13日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

　　罗兹会社由三个同心圆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理念的富豪精英，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称为“米尔纳小组”(Milner Group)。第二层是“塞西尔小组”(Cecil Group)，由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主导的政治圈权势人物组成。第三层即最外圈由阿诺德•汤因比和金融家安东•米尔纳 （Anton Milner）勋爵主导，成员为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阿诺德•汤因比为罗兹会社确立的观念主要是：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三个小组中，“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提供财力支持。三圆同心，相辅相成，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

　　第一，国家的文化交流要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呼应。大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当的内容贯穿着外交目的，在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输出什么样的知识，是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笔部队”的性质。日本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将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层，它将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层次，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以此淡化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绝对影响，为将日本从东亚文明的边缘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论做了铺垫。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福泽谕吉将此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打败中国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终结；亚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国是日本文明的附属的“中国观”由此形成——这也成为后来中国汉奸意识的精神支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笔战”的结果。血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说是可以的，但从战略上讲则是要吃亏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在什么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都不能忘记，更不能放弃这“两杆子”。

　　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英国政府曾经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但同时也意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的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在当时英国对外宣传工作取得相当的成效，以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无羡慕地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其二，如果第一种方法即用“爱”包装的“和平主义”不见效，就用“学术”包装的“依附论”使对手甘为附庸。比如英国推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就是这样。它在英国已建立起高起点并获高势能资本的历史条件下，主张经济自由，建立实际上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英国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将印度经济变为英国资本的附庸，印度的这种附庸地位至今未变。拿破仑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针对英国资本实行大。正因此，拿破仑及其政策备受英国斯密学派及汤因比的抨击。李斯特说：“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资本的路子，诚如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蒋介石在中国推行的依附帝国主义经济道路的结果引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拒绝了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使新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独立的一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方又将亚当•斯密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分工”理论引入中国，企图再置中国于国际资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旗帜鲜明地指出：

　　其三，如果前两招不奏效，西方政客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出最有杀伤力且屡试不爽的捧杀策略，将“世界主义”高帽扣在已经崛起且无法制约的对手国家头上，让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头脑膨胀，在西方的热捧中担起超出其国力的“道义”目标，最终为其庞大的目标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尔及后来的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消耗美国的。他的“铁幕演说”让美国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让美国栽倒在朝鲜和越南战场；1972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大幅收缩外交目标，1973年汤因比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纪》，企图一箭双雕，在怂恿美国防范中国的同时，又将“世界主义”的高帽扣在中国头上。在苏联解体和美国衰落后的今天，英国人又如法炮制丘吉尔、汤因比的手法，在将“世界主义”的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的同时，更企图挑起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让中美这两个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在“零和”式冲突中双双倒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外交屡犯大错之后，英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怂恿美国犯更大的错误。就在布莱尔在自传中对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行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宣传新书《大冲撞之外》时表示，如果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能应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的崛起，在接下来10年中，全世界人民将目睹“西方大衰落”。2010年12月，就在美韩、美日在黄海军演的当口，英国《经济学家》就组织“笔部队”创作并刊登除该刊记者，“背后还有中、美、日等国的26位作者参与了创作”的长达14页的封面文章《中国崛起之威胁》。文章开篇用“卧薪尝胆”的典故比喻了中国的发展。文章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如何以阶下囚的身份卧薪尝胆，最后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富有，比预想的还要强大。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全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强盛的国力，并且由此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和美国注定是对手，但不一定是敌人。”

　　其四，在指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给对手国家预留下陷阱，这是打击新崛起而文化哲学底蕴较浅的比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的最有效方法。比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汤因比的历史观就在美国催生出像凯南、麦卡锡、布热津斯基等爱国的“战略家”，他们给国家指出符合战略逻辑却不合战略哲学即超出美国国力许可的战略目标因而将国家引入歧途。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有深厚哲学底蕴的国家，这一点使中国在国内和地区治理方面——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是有相当的经验的，这方面的经验使中国不容易受到骄纵；与苏联相同，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英国相比——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又是一个后进因而是没有多少世界性经验的国家，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国在“正确”的目标下容易高扬起大无畏献身的气概。这种“气概”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学，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政策中将国家推向解体。这些教训对刚刚融入“世界历史”不久的中国来说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今天的美国人也遭遇了同样的认识误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美国替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但罗斯福明白，获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国的国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争胜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国从这些胜利中获得的全部利益。为此，他联合苏联，将世界一分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属于欧洲的世界“财产”。与苏联的合作使美国确立了其战后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从杜鲁门始，美国领导人接受了英国戴给美国的世界民主领袖的高帽，介入朝鲜、越南内战，结果导致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意识到“世界民主领袖”也是美国担不起且还有可能为此压垮的重负，于是便转头与中国握手，降低了美国的国力支出，美国由此获得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又滋长起“世界主义”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国人扣给他的“民主领袖”高帽，冲到巴尔干、冲到中亚，结果陷在中亚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国力迅速衰落。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种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衰落后，便不断向苏联和美国发出“塞壬”的歌声，结果使得苏联于20世纪90年代触礁解体，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两次碰得元气大伤。1973年以来，以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发表为起始，英国和日本联手试图诱使美国和中国进行“零和”式冲突，与此同时还不忘将“捧杀”的目标转向即将步入世界的中国，要让中国戴上已将苏联和美国压垮了的“世界政府”的重负，要让“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如果中国在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忘记和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为汤因比发出的这种“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