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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国社会的成员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战的原则。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例如，美国人都认为没有个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美国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所争论的，不外乎如何解释和实践这些原则。在美国，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之争构成政治思想斗争的主线。但是，“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他们所要保守的也是自由的传统。他们所要保守的也就是形成于英国、光大于美国，从盎格鲁—萨克逊到美利坚一脉相承并扩展整个世界的自由主义大传统。”

　　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同美国意识形态不断地相互强化。美国外交中特有的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结合，“孤立主义”同扩张主义的交替，“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观”，都构成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基础，国内学者对此著述甚丰，无须赘述。[xiii]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就其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深度而言，就其文本和其他体现形式的广度而言，就其历史生命力和世界影响而言，美国意识形态都超过历史上其他霸权国的思想基础。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xiv]激起了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激烈反抗。法西斯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只能在德意志民族中产生共鸣；日本称霸时期的“东亚共荣”论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区皆缺乏号召力；苏联霸权主义最终在国家内部的种种弊端、意识形态同现实生活的脱离、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叛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无法维持。相比之下，美国意识形态却能够适应新形势，补充新观念，而且万变不离其宗。[xv]

　　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使美国人不容易在国际事务中“换位思考”，甚至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早就发现，美国人虽然大谈个人权利，他们的思想其实非常单调乏味，鲜见有真正独立头脑的人。[xvi]作为美国人邻居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也感到难以理解。加拿大学者沙卡文·伯科维奇评论道，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神话当中，它“是一个由一致的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的、多元的、讲究实际的民族……，（它有）数以百计的派别，虽然彼此之间毫不相同，却都在执行着同一使命。”[xvii]美国人眼中的世界一直就是两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国的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美国的使命就是“捍卫自由世界”和“消灭邪恶势力”，灰色地带是不存在的。

　　从美国国内的思想论争来看，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当通过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透镜来观察外部世界时，视角又不可谓不简单。例如，堕胎问题是当代美国重要的政治议题，以强调胎儿生命权的“重生命”者为一方，以强调妇女选择权的“重选择”者为另一方，论点相当复杂，争斗十分激烈，成为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政治家必须表态的问题，甚至提到“关系到国家兴衰”的高度。[xviii]但是，当涉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时，争论双方却一致加以反对，因为无论是妇女选择权还是胎儿生命权，都是个人权利问题，同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道理找不到适当的共同点。由于美国社会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没有任何有影响的政治派别会为本·拉登的活动击掌叫好，会理解和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会赞赏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的政策，会哀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消亡，会赞成中国大陆使用武力问题。

　　这种在观察外部世界方面的舆论一律，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很容易被国内民主程序所认可。同国会议员一样，许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前政要、外交智囊、军人、学者、教授、科学技术专家、商人、新闻媒体工作者以至普通公民，都会自觉地为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辩护，从而加大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范围。在美国同非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经常出现一个社会对付一个政府的局面，即在美国方面是政府、国会、媒体、民间团体、商界、学者多管齐下、软硬兼施，而对方是政府的单一渠道、同一种声音。这样，美国国内的多元化就可以成为施行霸权政策的一个工具和借口。例如，当中国人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违背国际准则的霸权行径时，美国人会振振有辞地辩解说，此项政策也许有不合理之处，但它是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得到美国国会和舆论支持的。如果中国要改变美国此项政策，必须先说服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

　　美国国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民主舆论”，通过上个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冷战和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已经形成一种“多数人的专制”，一种布鲁姆所说的“真正危险”而又“最成功的专制”。它使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趋于一致，排斥国内外真正的不同意见。这就给美国领导集团和政治精英授予了一把“可怕而貌似正义的”软刀子，让他们能够以表面上十分理性而实质上常常是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国内民主使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特别是对比作为整体的欧盟和一些在国内缺乏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国家而言）。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4.6%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如此霸道，其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内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句话，美国的霸权思想深深扎根于国内民主的土壤之中。

　　美国国内民主的发展变化，加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充实了它的霸权主义思想。历史上的美国民主，主要是美国白种男人之中的民主。早期美国政治家中的白人种族主义倾向盛行。开国元勋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对黑人的歧视是人所共知的。连以主张解放黑奴闻名于世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也说过天性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设定了一条鸿沟，可能将永远阻止他们完全平等地生活在一起。[xxiv]早期的美国意识形态和霸权主义，是以种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所说：“（过去的）美国决策者以种族等级来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价值。他们对背离美国模式的革命，尤其是的革命，显示敌对态度。”[xxv]美国外交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在对待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态度上，在越南战争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国内的种族歧视，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包括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使美国民主对外界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美国民主中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对外关系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对古巴实行霸权政策，才带来了古巴难民外逃，古巴血统的美国人才可能急剧增加到现在的130多万。同时，这些美籍古巴人对佛罗里达等州的地方政治，对美国对古巴的政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强化了美国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的敌视态度。越南战争的后果之一，是越南统一前后大批越南南方人移民到美国。现居住在美国的越南移民已经超过了100万。亚太血统的美国人现有总数达1250万以上。在美国的外交系统、军队系统、情报系统和跨国公司中，少数族裔和非白人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涉外系统雇用美籍亚洲人去担任同亚洲各国相联系的工作；用美籍拉美移民去加强同拉美各国的联系；用美籍伊朗人、美籍阿拉伯人去收集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从事反恐斗争；在驻韩美军中利用有韩国血统的官兵同韩国人沟通……。同时，美国政府很少担心这些少数族裔的美国人会被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利用来对美国策反。这是美国外交在心理和手段上的重要优势。在人才的使用上，美国能够不拘一格。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基辛格，出生在波兰的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捷克、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女性的奥尔布赖特，父母来自牙买加、本人出生在纽约黑人区的鲍威尔，都是美国多元化在外交上的代表。对他们的重用，不仅为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添砖加瓦，也有利于加强国内少数族裔的向心力。[xxviii]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中，民族宗教问题十分突出，对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也构成重大挑战。克林顿在他1993年的就职演说中强调：“现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已不再有明确的界限。”[xxix]这一点在民族宗教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911事件对美国的一个警示，就是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的激进思想和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内稳定和团结。911把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延伸到美国国内，加剧了政治主流同种族、宗教、文化多元的矛盾，加剧了社会控制同公民权利的矛盾，加剧了开放的移民政策同排外情绪的矛盾。缓和这些国内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反恐为旗帜，打击国际上的激进势力和“邪恶国家”，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

　　在国际上反恐和在国内缓和内部矛盾的这种微妙关系，对美国领导集团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911之后，美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原因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无关，也不是“文明的冲突”。他们对911的解释，是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人权、宽容的理想，因而遭到国际组织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邪恶国家”）的嫉恨；后者代表的是专制，是偏狭和仇恨，是对人类尊严、自由和生命的藐视。把911视为对美国民主制度和理想的攻击，为美国人所普遍接受。在911当天发表的演说中，布什总统就说：“美国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在世界上代表自由和机会的最明亮的灯塔。”[xxx]在911之后两个月，布什在斋月前夕发表讲话，对美国和全世界的致以“热烈的问候”，称颂教“教导人们仁爱、怜悯与和平”，“它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之一，现在美国已有几百万信众”，并宣扬美国正在通过人道主义援助，重建阿富汗。[xxxi]12月13日，布什又向祝贺新年。这些姿态，旨在表示美国的“兼容并包”和“仁慈”，企图把外部世界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和反抗，统统归入“反自由、反民主”的行列，从而加强国内凝聚力。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一个不变的美国信条，即深信国家的伟大有赖于为自由而创造安全的世界。”[xxxii]随着国内的社会变化，特别是种族、宗教、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外延的扩大，美国霸权的社会和宗教基础逐渐从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定命运观”过渡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适价值观”。[xxxiii]布什总统在2002年美国独立日的演讲中说，今天“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There is no American race; there’s only an American creed.”）[xxxiv]如果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的话，民主则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使美国人在国家的旗号下团结对外。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霸权思想的膨胀，是同美国民主的逐渐扩大和多元化趋势的增强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正如王希所论证的，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国家不再仅被视为一种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权力机制，而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经济利益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当国家成为了公民利益的绝对基础时，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公民的愿望与义务。”[xxxv]

　　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和美利坚民族[xxxvi]的形成相关的。由于美国人不是来源于同一种族、文化或宗教，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即上文所说的意识形态）便成为美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华裔美国学者裴敏欣在一篇专门论述美国民族主义的文章中指出，美国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它基于政治上的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上的理想。裴敏欣的文章还揭示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些特征，如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来源于美国的物质力量、科技成就和全球影响；爱国主义由民间自发推动而不是由政府来促进；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乐观地向前看，而不是像绝大多数的民族那样是悲情诉求，倒回去看历史，因而美国人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甚少同情。这些都是很精辟的归纳。[xxxvii]在这里我还想做一些引申。

　　美国人的自豪感不仅表现在为本国的称颂和辩护上，还表现在对本国的批评上。一些美国思想家和学者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策的批评，对其历史的反思，对种族歧视和其他社会弊病的揭露，其尖锐、深刻的程度甚至超过外国人对美国的批评。美国不少文艺影视作品把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总统作为反面人物来刻画。但是，当代美国人却几乎从不以任何外国为榜样，或者认为美国人的丑恶行为超过其他国家。换句话说，他们看到了美国的恶，但看不到有比美国更好的国家。他们更不会因为批评美国而站在美国的敌人一边。著名的美国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在911之后强烈谴责美国自己的行为，但同时指出：“（本·拉登）这伙人在以往的二十年里残酷伤害当地穷苦和被压迫的人民。从不把人民放在眼里。”[xxxviii]伊拉克战争之前访问中国的一位美国学者，表示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他又说，一旦战争爆发，他会盼望美国速战速决，减少美军伤亡。尖刻地揭露和批判“美利坚帝国”外交的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写道，冷战时期苏联在东欧建立卫星国，其实美国在亚洲所做的也是建立自己的卫星国；现在“美国官员和媒体总是说伊拉克和北朝鲜等国家是‘无赖国家’，但我们必须问问美国自己是否已经成了一个无赖超级大国。”[xxxix]无论如何，约翰逊并没有说、也不会说美国的行为比苏联、伊拉克和朝鲜更恶劣。

　　美国是个外向的民族。美国人不讳言私利，而且认为私利同公利未必是矛盾的。美国人对于自己在外交上追求私利的目标和自以为是，也很少加以掩饰。1998年2月，时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在为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的行动辩护时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站得高，看得远。”[xl]短短几句话，充分表现了美国人的一种心态，包含着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美国像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企业那样，向世界提供着某种公共产品（稳定、经济增长等等）。一个大企业的动机是为自己创造利润，但它纳税，提供公共产品，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同理，美国的动机当然是自私自利的，但别的国家都需要美国，因此它在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为自己做的越多，对世界贡献越大，它的利己就是利人。关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里根总统的一位密友和谋士、大企业家贾斯廷·达特说过：“我从来不寻求一个要造福于人类的企业。我觉得，一个企业如果雇用了很多人，赚了很多钱，它事实上就在造福于人类。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包含着贪婪，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xli]奥尔布赖特和达特的话代表着美国人对企业利益、国家利益的认识，他们坦言一己私利，而没有感到在道德上有什么缺陷。

　　美国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美国人从小受到的个人主义思想灌输，推崇的是依靠个人奋斗，在激烈无情的社会竞争中取胜，取得安全感和成就感，成为本行业的先锋和领袖。同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相比，美国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更加强调个人和企业的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政府和社会保障，强调个人利益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去自由竞争，实现人力和物力的最佳配置。美国学校鼓励个人与众不同的表现，培养领导才能。这种社会习俗和思维同中国社会中那种依靠家庭、集体和组织来解决个人问题的行为方式，那种把一切个人成就归功于集体、归功于领导的思维习惯，是截然相反的。美国人以具备领导才能为骄傲，到处都搞竞选和“竞争上岗”，在国际上当然也会以“舍我其谁”的态度去争“领导地位”，而不会像在渗透了儒家文化的社会里那样，担心“枪打出头鸟”。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法制不健全，边疆无限大，社会鼓励的是一种挑战权贵、尚武斗狠、见义勇为的孤胆英雄。将这种西部牛仔精神搬到以缺乏权威和法制、竞争激烈、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舞台上，就产生了美国式的霸道和领袖欲。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在冷战时期就指出：“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而追求某种安全感，而他对个人主义的不可割舍又使这种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国民族就像美国个人一样，在物质、社会和道德方面都做出自我破坏来追求某种安全感，但却永远无法获得它，因为美国不是试图通过平等与合作来赢得安全，而是试图获取优势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许多地区。”[xlii]如果此言不谬，那么今天美国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军事上追求绝对优势的理念，就是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灵魂深处所固有的特征在国际舞台上的自然表现。

　　罗伯逊这段线年。此后美国从海湾战争一直打到伊拉克战争，续写着它的战争神话，其模式、理由、目标和国内动员方式与罗伯逊的描述如出一辙，都是“正义战胜邪恶”，要求敌人彻底投降。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特所指出的，“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很少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本国的利益。由于每一场战争都是善与恶的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结局就是敌人‘无条件投降’”。[xliv]那么，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是否有一种支持其对外霸权行为的暴力倾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十分谨慎，因为每种文化、每个民族都兼有和平与暴力两方面的传统，很难说美利坚民族要比其他民族更崇尚暴力。但是，几十年来美国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却不断在宣传美国比别的国家更爱好和平，无论如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学者米德在解释美国外交何以取得成功的近著中探讨了美国的“好战倾向”（

　　warlike disposition）。他说，“人们常说美国人民比他们的西欧盟友更信奉宗教。但同样正确的是，他们也更加具有军事倾向。”[xlv]关于美国社会的暴力传统，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的话也很有启发：我们总自以为是一个温和的、宽容的、仁慈的民族，一个受法治而不是君主统治的民族。……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传统中惟一的气质。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民族。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视我们国家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破坏性的欲望。它源于我们历史上社会制度中的黑暗和紧张关系。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屠杀印地安人并奴役黑人。毫无疑问，过去我们做这些事情时，手持《圣经》和祷告书，但是，没有人能像我们意识到自己国家的使命。在它的深处，在它的传统中、社会体制中、条件反射中和灵魂中，深深地埋藏着一种暴力倾向。

　　[xlvii]本文中提到和没有提到的许多美国思想家、批评家对美国的反省，尽管囿于个人见闻和政治观念，在我们看来还不够到位，但足以说明美国人是敢于而且善于反思的。这些批评家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思想库里十分活跃。除了学术追求、社会良知以外，许多人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利益考虑。在两党的政治角逐和宦海沉浮中，政治谋士同现行政策保持一定距离，针砭时弊，进行“小骂大帮忙”式的批评，有时会有利于个人前途。无论其动机如何，效果有多大，知识精英对政府的批评和质疑，对美国的霸权思想和行为形成了一定的制约。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公众参与，也给美国的对外行为和政策选择划定了几个界限。第一个是权力和权威的限制。总统虽然在外交上享有所谓“帝王般的权力”，但在发动大规模战争、国防预算、军事战略、外交大政方针等许多方面，仍然要受到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等行政机构的制约，无法独断专行，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利益决策。从整体来说美国的外交决策服务于其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会像希特勒德国或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对外政策那样，走向极端的狂热、短视和非理性。

　　世纪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后期，美国的对外政策走到了本国历史上狂热、短视和非理性的顶点。至少上百万越南人和五万多美国人直接死于这场战争。1973年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军，最后导致给美国带来巨大民族耻辱的失败。越南战争的结束固然主要是国际因素的作用，但在美国民权运动背景下的人民反战运动，也是约翰逊总统宣布不竞选连任、尼克松政府决定撤军的重要原因。尼克松曾经哀叹道：“越南战争不是在越南的战场上输掉的。它是在国会大厅中、在大报和电视网的编辑室里、在杰出大学的课堂上输掉的。”[xlviii]的确，当时尼克松虽然还有权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但已经失去这样做的政治基础和道义权威了。其次是程序的限制。同历史上的霸权国家相比，美国外交决策的透明度较高，可预测性也较强。

　　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激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批评。但是，如果美国决定对其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会在一段时间对该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利用危机，设定双方让步的底线，大造国内外舆论，与盟国磋商，而不会采取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那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并不说明美国霸权的“善意”，而是说明美国决策过程的复杂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应对危机、影响美国决策的机会，而不至于让局面完全失控。第三是道义的限制。由于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多元，美国政府无法垄断道德资源，不能自称是道义上的最终评判者。正像越南战争的结局所说明的，霸权的极端不义之举终究会在美国国内失去道义支持。当美国的外交孤立、战争的持久和惨烈、无数的生灵涂炭、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的腐败无能、越南人民的英勇抗击……，一切都活生生地摆在美国公众面前时，所有为战争所做的辩解和动员都已无济于事。此后，美国人在对外军事干涉方面时，都会被越南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不得不给战争持续的时间、美军伤亡、对方的平民伤亡等等划出一条底线。

　　911对美国霸权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然而这种冲击没有分化美国社会（其策划者也未必设定了这样的目标），相反却增强了美国的内聚力，进一步激活了美国的保守势力、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牵头的反恐国际阵线，巩固了它的霸权地位。由此可见，用活动来打击美国霸权只能适得其反，同它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也得不偿失。要有效地牵制美国的霸权行为，除了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折冲之外，还需要深入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以便充分利用美国社会中制约其国家霸权行为的诸多因素。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思想基础根深蒂固。在美国没有从霸权地位上跌落时，要想撼动它的霸权思想，就要铲断那个单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改变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和思维框架，使他们相信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值得羡慕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当听到外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四处插手的批评时，美国人经常不无得意地讥讽说：“是啊，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但又要悄悄补上一句：‘把我们带上’。”这就是美国霸权的逻辑！可以推断，只有当各国的美国领事馆门前不再人头攒动时，当美国形成向外移民的风潮时，美国的霸权心态才会泯灭，多极化时代才会到来。